范美忠自述:《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序幕》
我于1972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利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方便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适度贸易和世俗跟我的气质心心相印,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是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异常穷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
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我的母亲用她肥壮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毕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积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性格火暴,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示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街坊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盘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程度.于是我父亲始终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他能为有我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自满.其实回过火来看,我不外是数理逻辑智能较一般人为强罢了.
我一九七九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释怀.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诞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对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对于乡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轨制带来的贫穷甚至饥饿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当家庭的重任.因此,家庭的贫困和时代的荒诞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氛围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牵无挂.
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身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定累赘,田间山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形下无拘无束地在大做作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础都是自己制造,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暖和的回忆之中.我或者与搭档嬉戏,或者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悄悄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纪,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哀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货色,我总在渴望和神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顽强孤僻,心灵比较敏感丰盛,数理逻辑方面的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奇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的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历史演义的连环画,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存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一点点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者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好像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端,时期显明在产生着宏大的变更.家庭联产承包义务制让农夫的能量得到空前的开释,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风行文明层面,邓丽君的私家感情叙事取代了群体主义的巨大颂歌,电视持续剧《霍元甲》、《射雕豪杰转》让所有人为之猖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跟生涯方法的图腾.花衬衫,喇叭裤,长头发,墨镜,尖头皮鞋,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兴青年的标记.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应对越自卫回击战的《深谷下的花环》等片子都激发了我好汉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豪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的宏大叙事的乌托邦的激情焚烧的岁月.但因为我成擅长小县城的郊区农村,春秋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的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道路的阅读去回想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过瘾难看的小说,它极大地知足了我对超才能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尔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普通学生,由于我好学沉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因为我心理单纯而集中,因此,只管我上课很少听讲,功课也时常完不成,在学习高低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很重视的学习成就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测验都感觉到轻松无比而且总是优越者!
我过剩的精神,太多的空想向往和情绪热血没有地方安置,于是多少乎全体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理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简直看完了全部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甚至于我的一些同窗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想起这十年的浏览阅历我后悔不已,痛不欲生,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力发育和思惟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假如有一个好老师或者有思维的友人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斯,我伟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因此又买来各种技击杂志自学训练武功,我买所有体育杂志,买所有军事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基本不屑一顾.此一时代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如许木呐啊,你太不机警油滑,怎么能讨人喜欢呢,当前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蠢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烂问题已经很严峻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触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意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朽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拟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象征着什么,没有预感到它将怎么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正常,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
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遥不可及,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布满了憧憬,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破碎.部队的独裁和模式化极其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咱们的洗脑,他们逼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这是我极端不能容忍的.
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官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野蛮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感.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导,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吻,恶梦终于停止了!我等待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我激昂高兴地憧憬着!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庞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目迷五色,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固然以我现在的目光来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够蹩脚,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尺度谜底了.
但这些都不是那么主要,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常识分子知己,追求超出价值以及纯洁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当初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良的教师,而在于它的校园文化氛围,详细的来说,就是由天天的各种讲座各种文化社团以及爱好阅读广泛好学的学生活泼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一直地穿梭出入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置了大批的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
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死气沉沉的状况.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浪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有对我谆谆教诲直接影响过我的大学老师或者说思想导师吗?没有,肯定没有!那么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辉煌并逐步在蒙昧中开始痛苦地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重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促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纭争夺入党,他们在为以落后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程做预备,www.ssmt688.com,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愧疚,我也萌发了当大官挣大钱背井离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太过老实,不善作伪!我素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加入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巨,这个时候我开始仇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落拓不羁啊!你连这点厚黑工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种说着口是心非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信服得嗤之以鼻.同时我开始感到疑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把自己变得虚假?必须说谎话必须不诚实?必需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度的体系,文化和公民性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者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考虑.
另一个思考的出发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历史系的,而且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但现实却老是让我自豪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热忱受到挫伤.好比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明天然迷信中的定理公理发现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奉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为什么兵器这么落伍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巨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演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谬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谢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适用感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启示,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总的来讲缺少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的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明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生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个体自由价值的终极意义,而是把它作为手腕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尔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水平上增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
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苦》的阅读让我脑筋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述.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奇于一个文革时期的思想者到达的思想深度,我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打算经济的深刻到位的批评!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悟,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觉得不满意,开始感想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谬,感触到最终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性命迷途和无家的悲哀.无论是挤入官场追赶权利还是走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盼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到人生的迷茫和抉择人生途径的迷惑.我甚至感到,这些扑朔迷离的苦楚都是我喜欢读书带来的成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根本上都是用来诈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的理念也不是翻开学生的视线并让他们去自由思考追求真理并取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觉得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间都被挥霍得太惋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受骗上当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愿望后来者不再反复我的悲剧的推己及人的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激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
自贡三年:孤单失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懂得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一九九七大学毕业之后自动挑选了到自贡蜀光中学教高中历史.在上近古代史的过程中,我力求总结历史的教训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我还就教科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掩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估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状态化进行纠偏,比方关于抗日关于反右关于文革;同时我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宣传新闻自由;我还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的意识和个体权力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淡都估量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那里,传到了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屡次给我打召唤,要我遵守党的教育方针,威逼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力对待我,把我视为陈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自身就是所有先驱者独特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阐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共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野,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激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筋疲力尽却仿佛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的内心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岂非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常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听生命、教育和政治社会的前途,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我没有上网,因此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志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摩罗的书,虽然没有失掉什么思想的启发,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落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写我们身边的现实了!
但此一时期,陪同我孤独心灵给我力气的更多的是鲁迅的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休会还是前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痹的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识.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挚,真谛,自由,独立,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要害词.这三年对我来说不啻于是三年生命的熬炼或者说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晓得自己并非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当理想遭受现实,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幻灭,世界永远不会像设想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低沉?继承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环境,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环境?适应非我所愿,转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取舍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理想的环境!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意于简单的物资生存.总是盼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超越于精神生存之上的意义.就我自己而言,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揭示社会的本相,批判政治和社会现实,引领观念变更,推进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喜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举下,我到了当时刚开办的《南方体育》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异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2000年欧洲杯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
其实我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熏风窗》的标准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畅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常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联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实在自由的媒体工作兴许本就是个无邪的乌托邦妄想.这一番近间隔的对中国最自由和最有批判精神的媒体的懂得对我的打击是覆灭性的.当我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制绝望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气的南国城市广州.当我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毫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幻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破广州华丽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汲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存在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我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中学文科教材的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我不再信任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我只能按照我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以及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领会来领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自由发挥起来!要我抑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愿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并结交成了朋友!
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本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作甚对真理的追乞降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关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真个思想舆论是注定要引起惊动的.很快学生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连忙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重大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我也不会在意,照样依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温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肯定了蒋经国,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敬爱的小平同道?他赶快去跟老板汇报,立刻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生机寄托在私立学校身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约束的自由,有充足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当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切体制僵化,关闭守旧,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革一个人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害怕这个,如果他们不武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某部分完全可以要挟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敢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呈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锁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能够接收的媒体工作,就是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纂工作.这个工作待遇个别,不须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实在也不是完整不自在,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范畴实现了.你想批驳足协引导、教练仍是球员确定都是不问题的,因而我毋庸心坎决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本人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必定兴致的.这样混日子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范的没有技巧含量的简略膂力劳动,不需要任何发明性.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寻求意思又爱好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耐的.
理想的中学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焦灼和绝望,仍然经常漫无目标地在大巷上彷徨,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发生了到大学做知识教书的动机,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识究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需读研读博!但当英语筹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恼怒地下了信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由朋友的先容,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国务院发展研讨核心下属的《中国经济时报》实践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变态魔域,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意识的朋友,杭州本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据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比拟,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躲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怀审美,从而不必疼痛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入,我喜欢那里的教师群体,我喜欢那里禀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宽松的气氛.但是因为我在领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进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养的副校长石世昌原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斥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矛头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情决议运气!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合适做一个让步中的保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打算持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我自己以为可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甚至猜忌这是我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部署!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认为毫无价值,没有意思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高兴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遇到《羊城晚报"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国民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协调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消息?于是宁愿饿饭情愿接受朋友赞助我也坚定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这次我真觉得自己彻底穷途末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接洽了!以至他们都认为我自残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对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持!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容易废弃和认输!这时我忽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履行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可以借这个平台传布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体系深刻的思考,并普遍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行了不少运动来流传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详细琐碎的事件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因此我无怨无悔!
然而中国的事实永远是无情的.《先生之友》杂志社附属于四川教导出版社,由于出版社与某教育机构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某机构拿从前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散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冲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老师之友》编辑生活也是我生命中无奈磨灭的美妙回忆!这是最濒临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光,我读书,看碟,而后颓丧!我发挥才干和实现幻想的处所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朋友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在拿到它的教学纲要之后,我感到线人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同一编定的教材,却供给了一个宏大的书目来供我依据自己的爱好专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态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十分机动,强调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施展学生创造性以及培育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无比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际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前提的信赖和支撑,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